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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其三，规模化对城镇化发展提出新难题。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，面对过如此大的城镇化人群发展难题。土地流转之后，这些人的有效供给与需求从哪些方面进行解决，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全国超过40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超过14个，这是其它国家所从未面对过的问题，如果城镇化过程中，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没有妥善解决，在未来城市病甚至会超过农村病，成为政策关注的新主题。

其四，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农业向重“质”转变以及附加值产业融合。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，提出了要改变过去重视“量”的增长模式，转而向重“质”转变，以及加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。一个产业的增长是受到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的，换句话说，中国的钢铁产业乏力也会影响农业增长的极限，至少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可以简易如此理解。重“质”，搞有机绿色产品，打造品牌，开拓电商等等，都是针对局部地区提高竞争力的设计，而在全国农业发展的层面，是比较难起到普适作用的。无论怎么提高附加值，我想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，大部分人仍然不愿意花十元钱买一斤蔬菜。尽管有一些有机农庄及直送，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周边越做越好，但这些商业模式对中国整体农业的发展，以及三农问题的帮助是微小的，更不用说储橙之类的了。在一个结构性供需失衡的环境下，一定有人要往河里倒水果，往沟里倒奶，这些商业模式的创新只是进行了难题转移，并不能缓解农业整体的难题。

其五，农业受到地理位置及特征限制，解决劣势地区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更大难点。可能靠近大城市周边的农业旅游或许还好发展一点，但是稍微偏远一点，平原地区受到粮食主产区限制，山地地区受到耕地少也缺乏旅游资源限制，这些地方的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才是难题。比如江浙一带搞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相对容易，本身就是正常的，这些地区的二三产业本身就在国内属于发达地区，农民已经成为兼业主体十几年，流转与规模化都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发生的。为什么农民人均收入才几千元?有人说现在难道不是随便做个什么都可以每个月几千元，有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老板开出几千的工资，然后招聘负责人告诉他这样的待遇只能招到大学生，是招不到农民工的。原因就在于在我国更多的次发达区域，农民成为兼业主体的比例相比江浙等东部地区要小得多，在农村仍然滞留着大量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平均了人均收入。解决这些地方的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问题，才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更大难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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